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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一点应当肯定，它长期以来被理解为权利概念，必然还是因为与权利有几分形似。

三元结构对应的是人格权规范的三个部分，即权利主体、权利内容及权利救济。方潇：孔子‘无讼思想的变异及其原因分析——简论对我国当前司法调解的启示，《法商研究》2013年第1期。

曾令健的社区调解中的合作主义——基于西南某市调研的分析(75)调研西南某市若干社区的纠纷调解现象，通过参与观察、调查访谈及查阅案卷等方式获取了大量一手材料，基于这些材料，分析基层社会的纠纷样态及社区调解的实践运作，并用纠纷解决合作主义概括社区调解等内生型解纷机制的实践逻辑。⑦参见黄亚英：构建中国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问题初探，《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2期。中世纪及近代的法学与古代法学有很大的不同，它是一种大学的法学。(74)《法律科学》2012年第2期。中国古代法制史论文数量最多，其中明清法律史研究是重头戏，其次为唐宋法律史研究和秦汉法律史研究。

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的创新还体现在学者们对学术定见提出了挑战，例如认为八议成于汉，(89)提出官当性质主要是行政处分，(90)从法理学而非法律史的角度研究《唐律疏议》，(91)从法律与文学的角度研究白居易的百道判，(92)从赏而非罚的角度研究秦汉律，(93)论证唐代骈文判词中的法律逻辑，(94)探究唐律十恶的佛教渊源，(95)展现礼作为古代中国一种独特的法度在儒吏群体和皇帝的互动中所具有的规范效力(96)等。(63)《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4期。如果要在现有状况上加以改进，就需要经常性地举办讨论会，例如，工作坊 ( workshop) 和席明纳(seminar)，通过打破学科界限进行学术交流，从而形成研究氛围。

在北京，仅次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与国内其他精英法学院相比，特色则更为鲜明。【关键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因此，一个学者在没有受到专业训练的情况下，不应随意跨界教学和研究。

沈达明教授是在民国时期读的大学，掌握几门外语，曾留学德国和法国，获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这与其知名法学院的地位有很大落差。

[5]例如，依照 CLSCI 公布的 2010 年全国科研单位法学论文发表数排名，贸大仅排名第 28 位。可参见王晨光《中国法学教育的结构失调及对策》，载《法制日报》2008 年 6 月 1 日第 9版。参见何美欢等《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27 页。所谓保持特色，就是要合理布局法学的二级学科。

例如，收集讯息、针对特定群体创办法律动态周刊或半月刊等等。这与欧陆法国家重视法条分析、发展注释法学或法教义学而不太重视跨学科法律研究有很大不同。近年来，国内法学院院系竞争激烈。为避免同质化，各个法学院应当找准定位，挖掘自己的比较优势。

一方面进行基础研究，另一方面进行重大对策研究，如此，才能培养出有效服务国家对外交往事业的高水平学生，这也是贸大法学院成为精英法学院的标志。三、挑战与转型 归纳来说，与其他精英法学院相比，贸大法学院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长期以来，贸大法学院是以国际法学这一个专业而知名的。在法律全球化的今天，法律经济学应用十分广泛。

[4] 二、传统的利弊 贸大法学院长期形成的国际商法传统，用一门课支撑了一个学科、一个专业、一个法学院。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当时不仅外文资料缺乏，而且国人外语水平整体比较低。冯大同长期担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的前身国际经济法系主任，负责行政事务，而沈达明则是学术指导，引导专业方向。这种普通法教育不只是简单复制国外的普通法教学，而是针对中国的需要加以调整，是为了与英美法系国家打交道。这些教师经过多年的历练，也成为相关学科的骨干。这15 种刊物是《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法商研究》《中外法学》《政法论坛》《法学》《法律科学》《现代法学》《法学评论》《法制与社会发展》《环球法律评论》《比较法研究》《法学家》《清华法学》。

第二，加强国际法律和各国法律的动态研究和制度研究。由于中国与英美法系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越来越多，对于普通法的需求也更为强烈，因此，有必要大力推广普通法教育。

贸大法学院有此基础，今后应当开设更为细致的普通法系列课程。同时，对于现有师资，应当在研究方向上加以引导，形成研究群体，这样才能在研究点上有所突破。

本质的问题在于法学教育市场细分不够，导致了教育产出与职业需求严重背离。通过对这一个案的研究，可以为其他法学院的发展提供对比和参照。

贸大法学院虽然形成了务实传统，但学术传统还没有形成，因此利弊都很明显。[3]当时既没有学术梯队，也没有科研论文产出，凭借的就是一己之力——那就是法学院的奠基人沈达明的学术地位。有些课程在其他法学院系很少开设，因而也成为贸大法学院的特色课程。沈四宝毕业于北大法律系，与年长其 10 余岁的冯大同都受业于芮沐教授。

而在培育这些学科过程中，应突出特色研究方向。参见黛安娜·克兰《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 体的扩散》，刘珺珺、顾昕、王德禄译，华夏出版社 1988 年版，129 页。

贸大法学院培养的学生以从事法律实务为主，特别是从事涉外法律业务。[7]无形学院是非组织化的学术共同体。

同时，尽管沈达明先生在 1985 年开始即可以带博士生，但他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招生，直至 1990 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招师资博士生。而如今，原版图书的获取更加容易，学生直接阅读原文的能力大为提升。

无形学院对于统一研究领域、为领域提供凝聚力和方向是有帮助的。当务之急就是法学教育要有效区分，精英法学院和非精英法学院应当适应不同的市场需求，策略性的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10]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避免同质化。沈冯两位密切合作，共同奠定了贸大法学院的学术基业。即便发展到今天，《国际商法》仍是全校规模较大的公共课，是国际贸易和国际工商管理专业的必修课，每学期都有很大的教学工作量，需要更多的师资。

例如，国际法学重点发展国际经济法，特别是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民商法学突出比较民商法特色，重点发展公司法和证券法;经济法学重点发展反垄断法和金融法;诉讼法学重点发展仲裁法;法理学重点发展法律经济学和欧盟法。［4］58 开展跨学科法律研究与判例法研究也并不冲突。

但现在编书的质量实际上是在下降，很少有人能够全部使用第一手资料，使用二手资料的比重越来越大。贸大法学院要有较大的提升，必须在这些学科而不是所有学科上强化师资科研水平。

初步调查显示，近 30 年来贸大法学院的本科毕业生继续深造后，至今没有一位在其他知名法学院任教。[2]即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